作者：杨晓红 2012年12月11日《南方都市报》
（前文略）2006年底，《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一场激烈的民主大讨论。正是在这场思想风暴中，俞可平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开始系统为世人所知。
从公开客观评述“民主是个好东西”、到系统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变迁”、“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以及提出“善治”与“增量民主”等系列政治理论成果，公民社会始终是俞可平着力最多、研究最久的一块领域。
在俞可平眼里，当下中国一个健康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实则关系着未来中国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宏阔前景。
“制度层面也开始改变，涉及民间组织管理的三个《条例》，已经多次修改；在深圳、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已经出现了试点行为，一些地方已经取消了对民间组织要有挂靠单位的规定，有的地方还引入并试行社会组织备案制”，“这些变化非常可观”，俞对改革前景十分乐观。
从地铁四号线出来，右拐即是一条窄小的北京胡同。沿胡同直走，穿过椿树巷，一幢白色大楼就在眼前。这里是中央编译局，一个号称中央智囊单位的所在。1988年，俞可平在北大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如果不是本单位职工，现在外人已很少知道它的全名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我非常愿意去做一些推动公民社会的事情”，12月初，出差重庆前，俞可平接受了南都专访。
中国公民社会正迅速崛起
“无论是叫"公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其实都是对同一个词的不同译意，即对civilsociety的不同翻译”，清瘦、谦和的俞可平老师，首先坦承这一概念是“舶来品”。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俞可平，便开始着手研究公民社会。“我们那时候读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认真地在读，是反复读，马克思经典论著中，就有市民社会的提法，而且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时，年轻的俞可平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市民社会”并不仅是一个负面意义的词，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所普遍理解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或“一个经济基础”，还有着其他意义。
为弄明白“市民社会”的准确内涵，俞可平首先找来马克思德文版原著进行研读。接着找来英文版、法文版对照马克思著作的译作，一一比较揣摩。
"市民社会"的词源，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但当时是指一个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文化社会或政治社会；到马克思时代，"市民社会"概念已主要是基于二分法基础之上，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再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葛兰西、哈贝马斯、柯亨等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讨论与发展，此时"市民社会"内涵已发生变化”，俞可平称，“已变成了我们今天"市民社会"的涵义，即一个区别于国家或政府系统、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90年代初，俞可平将自己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刊物上。当时，刊物编辑看完稿后，认为这将是一篇“冲击性”稿件，将对马克思主义造成冲击。因为9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还没有人如此去“解读”“研究”马克思主义。“你等着挨批评吧”，俞可平记得那位编辑特意叮嘱。
然而，批评并没有如期到来，这位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政治学博士的勇气倒可见一斑。多年后，俞可平将当时未受批评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学问做得很细很细”，“几乎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考证过来的”，“要想反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市民社会"只是一种政治学描述，并不绝对姓资或姓社，现在我们更愿意叫它"公民社会"，它其实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让俞可平欣喜的是，接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日益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让俞早期的研究理论得到了现实印证。“大量活跃的行业组织、学术团体、社区组织、网络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国公民社会正迅速崛起”，俞可平通过大量研究，他判断目前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已多达300多万个。
公民社会的制度困局与出路
政治理论家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俞可平通过学术研究，开始洞晓公民社会时，国内“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还正奔跑在埋头苦干、拼命发展国民经济的路上。“80年代未，苏东剧变，尤其是东欧"颜色革命"中，民间组织都发挥了相当作用，这让中国政府很警惕，担心会削弱党对社会的领导能力与管理能力，但同时也促使我更加重视公民社会研究”，俞可平一探究里的执着，让他在后来的研究中，终于发现：公民社会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而非此前我们一直将它当做负面的东西”。
“因为社会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和自愿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得当，就容易使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反之，民间组织就可能走向政府的对立面，危害社会团结与稳定”，俞可平相信，只有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才是现代化中国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状态，而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合作，是走向“善治”的不二法门。
2006年岁末年初，俞可平发表访谈录《民主是个好东西》，文章让国内知识界迅速掀起一场关于“民主”的公开大讨论。海外更将这篇文章视作中国政府的“投石问路”。这篇文章，让俞可平从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变成中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我也没想到有那么大反响”，“许多人问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其实我的初衷非常简单，当时在"民主问题"上有很多争议，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错误观点，我觉得政治学者有责任纠正这些错误认识，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或人民是权力的主体”，俞解释。
同时，面对“智囊”、“文胆”、“中共理论新秀”、“体制内的改革派”等种种随后而来的盛誉，俞可平在家乡浙江的一次演讲中坦陈：“这都是虚名，其实我就是一名普通学者”。“当过最大的官，就是农村生产队的一名植保干部”。
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难现场，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如此之多的社会组织参与救灾。在学术界，有学者更将之视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俞可平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依然没有停步。
俞通过研究，对眼下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公民社会整体特征和制度环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前提下产生的中国公民社会，也必然是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即具有政府主导型、过渡性、发展不规范与不平衡等特点。而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具有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制度匮乏与制度剩余等六大特征。
“目前中国公民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来自其制度环境”，让俞可平欣慰的是，近些年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态度已有很大改观，从以前的“限制”、“不鼓励”，已发展到了“宽松”、“积极培育和规范管理”。
“制度层面也开始改变，涉及民间组织管理的三个《条例》，已经多次修改；在深圳、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已经出现了试点行为，一些地方已经取消了对民间组织要有挂靠单位的规定，有的地方还引入并试行社会组织备案制”，“这些变化非常可观”，俞对改革前景十分乐观。
事实上，俞可平对公民社会除进行充分理论研究，也一直关注并实践推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2000年，俞找到了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以各自单位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10年，他们再次发起“中国社会组织创新奖”，从基层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两个不同纬度的创新，共同指向“善治”。
在俞所探索的中国政治改革路径中，他认为，“增量民主”是中国能够找到的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走向民主的道路。而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对中国民主进程影响深远，并直接构成未来“善治”格局之一，即政治、经济、社会三分天下有其一。“因为未来政府权力势将逐步退缩，退出某些社会领域，但退出并不意味着留下真空，而是必须由健康的社会组织进行替补，承担起部分管理社会的职能”，俞解释。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俞可平的眼光显然看得更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著看，不仅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要消亡的，国家也将消亡，最终还权力于人民”。俞将这种历史趋向，笑着比喻为“天上的北斗星”，认为是所有政治发展一种方向。
俞可平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他更广为人知的是“高层智囊”。
俞可平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他更广为人知的是“高层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