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悖论:解读中国“发展性腐败”

作者:201334 参考消息 
美国《政策评论》双月刊2—3月号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性腐败——评安德鲁·韦德曼(Andrew Wedeman)的<双重悖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增长的腐败>》的文章,作者小查尔斯·沃尔夫指出,内布拉斯加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韦德曼的《双重悖论》一书论证严谨,对中国的腐败状况进行了有根据的分析,这与之前常被引用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正相反。



韦德曼认为,他长期研究腐败这一问题的最初起因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那些著作声称,腐败的重大代价就是阻碍经济增长。然而,与之相反的是,韦德曼本人在中国的经验告诉他,腐败和增长能够同时生存:腐败加重,增长也在继续
区分两种腐败
文章称,韦德曼把腐败简单地定义为“不恰当地将公共权威用作私人所得或利益”,而该书的书名反映了他“试图协调快速增长与腐败加重这一双重悖论的努力”。
该书的前三分之一讨论了“发展性腐败”和“衰退性腐败”之间的一般性区别。根据他对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研究,韦德曼认为,发展性腐败是一个政治上具统治地位的实体和支持增长的商业利益结合的产物
相比之下,“衰退性腐败”带来的是损失,而且是非常大并且不断增长的损失,不管经济是增长、停滞还是无力,也不管实施的是推动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
腐败伴随增长
文章称,该书的作者韦德曼接下来转向了中国的腐败。书的这一部分详细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的腐败”。在中国改革时代伊始,腐败只是零散而不集中的,并非“根深蒂固的”。朝着更市场化的体制来改革计划经济为加快增长提供了激励因素和动力,同时也为新的和更有利可图的腐败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在韦德曼看来,这种新形式腐败的核心就是“双轨价格体系”:也就是从计划经济的定价朝着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的转变。这一改革过程影响了商品、投资、土地、建筑以及最突出的官员向市场买家出售政府资产的价格。这些买家既有私企,也有国企,这些国有企业本身也经历了通过向私人买主出售资产而实现不同程度私有化的过程。
文章称,在这些交易中,更低的控制价格和更高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套利交易给参与者的寻租行为提供了非常有利可图的机会
在中国,继发腐败与大幅的经济增长同时发生,这种增长与腐败一样,都是由市场化改革推动的。这里面就有着韦德曼对双重悖论判断的核心:通过市场机制带来了快速增长的改革过程也是日益增长的腐败的根源。市场化改革同时推动了增长和腐败
文章指出,韦德曼对快速增长和日益严重的腐败的兼容性的成功阐述,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在朝着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实现的快速增长使得腐败的土壤增加了。此外,即使这样的效应会减少投资的有效率,或者降低投资的生产力,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仍可能维持下去,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这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状况。
共生还是寄生?
文章称,“有中国特色的腐败”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发展和腐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还是寄生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及时,而且非常重要:要及时是因为中国的增长率目前正出现2%到3%的下降;重要则是因为不同的答案会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影响。
如果两者的关系是共生的,那么过去由市场化带动的增长会催生更多腐败的土壤,而这种情况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如果是寄生的,那么腐败会给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增长较快的时候,这点可能不那么令人担心,但随着今后增长逐渐放慢,腐败的影响就会变得日益沉重
文章指出,只要中国政府还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参与腐败的诱因就会愈加诱人和难以抗拒。因此,国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增长会起到促进还是阻碍作用。
诚然,这并不是中国的精英们现在讨论的唯一问题,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面对30年来最严重经济减速的情况下,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开始提议加大公共投资,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作用。由于双重悖论强调的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助推了腐败,以及之后控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套利行为,那么现在尤其有必要指出,相反方向的扩大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举措也同样会助推腐败。
文章最后提到,假如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腐败打开了大门,那么向更加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的倒退将会带来更多腐败。在腐败行为有机可乘的时候,要遏制腐败就需要一套由独立和廉洁的司法机构监督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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