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2012年12月25日联合早报
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郑永年: 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作者：郑永年 2012年12月18日联合早报
社会体制的改革和中等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很多人那里并不是很清楚的。这里，人们首先要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从而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并没有做这种区分，他们简单地把社会领域视为是经济领域，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已经导致了无穷的恶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引导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而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直到2003年，中国一半以上的居民还没有医疗保险。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
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主柱。民众为应付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 尽量存钱, 不敢消费。
客观地说，在过去的10来年里，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储蓄率居高下, 内需社会无法形成, 同时社会抗议活动层出不穷。
在19世纪的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所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着农村农民的抗议运动。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将被打断。
东亚经验可供参考
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可以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东亚，只有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他经济体由于社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佣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
在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后来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和教育政策等，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
中国如果不能像东亚其他经济体那样，通过社会制度建设，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就会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
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而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再者，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也有助于基本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公平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很明显，但往往被忽视。社会不公平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而且更会影响到社会的精神层面，也就是职业伦理。社会的不公平和低职业伦理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保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责任。
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例如教育。因为教育资源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国社会呈现出封闭性。在名校，具有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即使他们学业优秀，也往往缺少经济资源而不能进入大学。保持社会的流动性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国有企业、政府等等。还有一个例子, 两亿多农民工目前还很难享受居住地的社会服务。如何保持社会的开放性，也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同时，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还必须考虑到效率。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越好。在很多时候，人们所面临的往往不是钱的多少，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简单的投入不仅不能促成体制的改善，反而会导致体制的衰败。在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教育领域。这么多年来，因为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腐败。
2012年教育经费将达到两万亿元，而申请审批这些经费的过程，往往出现腐败。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又如公共住房。作为重要的社会产品，公共住房在几年来得到了重视。但大部分公共住房设在交通和生活不便的郊区，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低下层社会群体，尤其是穷人。这个模式如果不能加以改变，公共住房模式可以演变成为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失败了的模式，即“贫民窟”模式。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这些细节。
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不难理解。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从计划导向转型到市场导向。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行政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就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
到目前为止，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绕着政府向企业分权。第二步是企业的公司化和法人化。这些改革就是为了减少政府的干预，强化市场的作用。这两方面都有进展，但还必须深化。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建立大部制的改革。这方面的改革空间更大。很多人对大部制并不理解，把此狭义地理解成为政府功能和责任的整合。实际上，大部制的核心就是政府的转型。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看，大部制就是要建立监管制度，政府从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型成为对企业的监管，也就是规制型政府。
大部制改革的下一步就是要向社会分权。大部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并没有缩小。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政府规模面临扩大的压力。要控制政府规模的扩大，就要把大量的行政审批权下放给社会，人们可以称之为“政府功能的民营化”。正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放小”政策和中小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府功能的民营化也同样会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政府的转型过程。政府在把权力下放给社会的同时，发展和强化政府监管社会的功能。
行政改革的另一方面, 就是行政决策透明化，包括行政预算的透明化和行政决策程序化。首先，行政预算的透明化。花每1元钱都应当有记录。这样一来，政府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拨款就有根有据，减少浪费的可能性。其次，行政决策应当遵守中立，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序。比如，政府给教育科研专项拨款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补贴，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不在申请方的身份、地域、所有制加以限制。
不取消“小社会”何来公平公正
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还必须有一项特殊的改革，那就是特权的社会化，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特权阶层。政府官员（或者“小社会”），一直在享受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城堡”内部的公共服务，产生着无穷的弊端。这个“小社会”一直在大量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本来应当让全民共享的资源。现在所增加的资源，例如养老保险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流向这个“小社会”，造成了大社会补贴小社会，或者穷人补贴政府官员的局面。不取消掉这个“小社会”，不管如何强调公共服务，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也只会是空中楼阁。
经济改革是实现长期中等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经济改革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即结构层面、体制层面和政策层面。这里，政策层面的改革最为容易。不过，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政策因素尽管仍然重要，也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其对经济增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在下滑。可持续的中等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结构的平衡。但是，经济结构的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用政策手段来调整经济结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必须把重点转移到体制的改革上。
在中国的环境中，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面。通过体制改革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中等增长，从长远看，会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可以造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能造就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
作者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引导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而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直到2003年，中国一半以上的居民还没有医疗保险。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
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主柱。民众为应付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 尽量存钱, 不敢消费。
客观地说，在过去的10来年里，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储蓄率居高下, 内需社会无法形成, 同时社会抗议活动层出不穷。
在19世纪的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所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着农村农民的抗议运动。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将被打断。
东亚经验可供参考
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可以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东亚，只有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他经济体由于社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佣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
在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后来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和教育政策等，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
中国如果不能像东亚其他经济体那样，通过社会制度建设，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就会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
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而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再者，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也有助于基本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公平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很明显，但往往被忽视。社会不公平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而且更会影响到社会的精神层面，也就是职业伦理。社会的不公平和低职业伦理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保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责任。
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例如教育。因为教育资源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国社会呈现出封闭性。在名校，具有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即使他们学业优秀，也往往缺少经济资源而不能进入大学。保持社会的流动性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国有企业、政府等等。还有一个例子, 两亿多农民工目前还很难享受居住地的社会服务。如何保持社会的开放性，也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同时，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还必须考虑到效率。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越好。在很多时候，人们所面临的往往不是钱的多少，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简单的投入不仅不能促成体制的改善，反而会导致体制的衰败。在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教育领域。这么多年来，因为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腐败。
2012年教育经费将达到两万亿元，而申请审批这些经费的过程，往往出现腐败。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又如公共住房。作为重要的社会产品，公共住房在几年来得到了重视。但大部分公共住房设在交通和生活不便的郊区，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低下层社会群体，尤其是穷人。这个模式如果不能加以改变，公共住房模式可以演变成为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失败了的模式，即“贫民窟”模式。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这些细节。
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不难理解。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从计划导向转型到市场导向。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行政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就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
到目前为止，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绕着政府向企业分权。第二步是企业的公司化和法人化。这些改革就是为了减少政府的干预，强化市场的作用。这两方面都有进展，但还必须深化。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建立大部制的改革。这方面的改革空间更大。很多人对大部制并不理解，把此狭义地理解成为政府功能和责任的整合。实际上，大部制的核心就是政府的转型。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看，大部制就是要建立监管制度，政府从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型成为对企业的监管，也就是规制型政府。
大部制改革的下一步就是要向社会分权。大部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并没有缩小。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政府规模面临扩大的压力。要控制政府规模的扩大，就要把大量的行政审批权下放给社会，人们可以称之为“政府功能的民营化”。正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放小”政策和中小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府功能的民营化也同样会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政府的转型过程。政府在把权力下放给社会的同时，发展和强化政府监管社会的功能。
行政改革的另一方面, 就是行政决策透明化，包括行政预算的透明化和行政决策程序化。首先，行政预算的透明化。花每1元钱都应当有记录。这样一来，政府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拨款就有根有据，减少浪费的可能性。其次，行政决策应当遵守中立，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序。比如，政府给教育科研专项拨款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补贴，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不在申请方的身份、地域、所有制加以限制。
不取消“小社会”何来公平公正
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还必须有一项特殊的改革，那就是特权的社会化，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特权阶层。政府官员（或者“小社会”），一直在享受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城堡”内部的公共服务，产生着无穷的弊端。这个“小社会”一直在大量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本来应当让全民共享的资源。现在所增加的资源，例如养老保险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流向这个“小社会”，造成了大社会补贴小社会，或者穷人补贴政府官员的局面。不取消掉这个“小社会”，不管如何强调公共服务，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也只会是空中楼阁。
经济改革是实现长期中等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经济改革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即结构层面、体制层面和政策层面。这里，政策层面的改革最为容易。不过，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政策因素尽管仍然重要，也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其对经济增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在下滑。可持续的中等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结构的平衡。但是，经济结构的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用政策手段来调整经济结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必须把重点转移到体制的改革上。
在中国的环境中，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面。通过体制改革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中等增长，从长远看，会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可以造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能造就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
作者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中国过度地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
作者：驻新加坡记者陈济朋、胡隽欣 2011年12月10日《参考消息》
在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扎实了解的一位。2011年初，记者刚到新加坡不久，就到他在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去采访，谈的主题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日前，我们和郑永年先生再次谈起这个话题。
经济和社会建设应同时推进
《参考消息》：有人说现在是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机遇期，您怎么看？放在最近三十年或者十年发展轨迹中，为什么现在是机遇期？
郑永年：机遇期这个说法已经有很多年了，大家一般说的是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但是我说的机遇期跟人们一般说的不太一样，更多是指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机遇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三十多年里，在十六大以前整个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工作。官方的说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功绩是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型对中国很重要，也是后来经济建设取得那么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要强调的机遇是社会工作的机遇。从国际和历史的经验来看，先是经济发展，这个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就很重要，贫穷的状态下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老百姓不会感觉到特别幸福。苏联东欧的垮台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够向老百姓提供经济福利。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工作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很多人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欧洲以及四小龙和日本的东亚模式比较。在经济上，中国的发展方式的确跟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非常相像，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跟西方不一样，欧美政府基本上不管，主要是扮演监管的角色。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模式上来看，中国又跟当年的欧洲有点像。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向经济转移，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后来却逐渐形成了过度的GDP主义。过度地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相对地忽视了社会建设、社会改革和社会工作。这个跟当时的欧洲有点像——我说的是19世纪的欧洲，当时很少讲人的社会权利。后来社会主义为什么产生在欧洲？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不管一般老百姓的权利，过度照顾到资本的权利，所以产生了很多规模非常大并且时间非常长的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产生了以后，欧洲开始慢慢把重心转移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并重。
当然，今天欧洲的福利社会过度了，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当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话，欧洲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存在不下去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也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欧洲一百多年才走完的路。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没有出现欧洲那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为什么？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关注和推动社会改革，先发制人地制定社会政策，来避免社会的动荡。这是东亚的模式。
改革有助壮大中产阶层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类似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但在社会建设上比较落后，反而更像旧时的欧洲，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说的机遇就是这样，我们应当从前一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转移到以社会工作为重心。当然经济发展也很重要，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应该说社会工作和经济发展并重。现在是一种失衡的状态，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出现了失衡。
搞社会建设需要钱，这个就是机遇期。新中国建国前几十年也在做社会建设，但当时没有钱，社会服务基本上是缺失的状态。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现在经过长时期的高增长，政府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尤其是中央政府有财富，这个时候就要搞社会政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有一个十来年的社会建设的机遇期。如果搞好了，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就会麻烦了。中国可能会经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历的痛苦，不死不活，长期停留在人均GDP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无望，政治不稳定，社会没秩序。中国最关键的就是社会改革。
为什么说社会改革很重要？日本和四小龙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日本在二战以后不仅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而且政府也通过工资倍增计划，让中产阶级变得很大。新加坡也通过住房和公积金等制度实现了社会的转型。台湾和香港则依靠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韩国跟新加坡的情况差不多，中产阶级也比较发达。这个非常重要。中产阶级庞大意味着什么？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就是消费社会。二，中产阶级意味着社会稳定。三，中产阶级意味着创新。中国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过于分化，中产阶级也会争取权利，抗议示威，但是比较和平的。你自己有车有房，不会去烧人家的车和房。如果自己没有，才会仇视。
改革急需寻找突破口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过去十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郑永年：过去的十年，从政策转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十六大以前，就是一个经济工作，过分的GDP主义也是这一段出现的。十六大以后的最大功劳就是开始提倡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慢慢把工作重心转移，慢慢把社会政策包括在议程中。公平地说，过去十年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保障，如低保等，教育改革也做了一点，公共住房这几年也在做，医疗改革也在做。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需要自己摸索。
社会改革从十六大提出到现在，刚好十年。这些年来一直在探索，要说到最近这几年的表现，我就说它开始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了。是不是确实找到了，那是另外一个评估，但是确实是一直在努力。公共住房、医疗和低保这几个方面，要想齐头并进也确实不大可能，确实需要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这几年的外部环境也确实不太好，2008年以后很多措施都是在应对金融危机。
《参考消息》：很多人感觉，我们确实在寻找突破口，但是社会改革挖了一锨土，碰到硬石头就挖不下去了？
郑永年：对。要突破的时候，反而因为危机的影响，把它拉回去了。这是个难题。应对危机，可能要依赖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但这么做反而强化了既得利益，使得改革的某些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客观地说，过去十年中国也在努力纠正此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很多社会领域，表现在医疗、教育的全盘产业化，要想减少这方面的影响，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参考消息》：您觉得未来三五年有可能的突破口会是在什么地方，比如住房什么的？
郑永年：我觉得医疗是非常大的一块。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没有几块钱就不给你看病。
政府应向社会分权
《参考消息》：您觉得未来几年改革会有进展吗？希望大吗？
郑永年：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不改革，这个体制会越来越麻烦。任何一个体制都是危机驱动的，西方也一样。小危机小改革，大危机大改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先发制人的社会改革，社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倒逼改革，这样的机制就有点像以前的欧洲或者前苏联和东欧，会激进化，产生暴力。中国的选择要不就是主动改革，要不就是被倒逼着改革。再回到以前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只能是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改革。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社会改革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十年，也应该知道下面怎么走了。
《参考消息》：改革可能需要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郑永年：政府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地方政府的崛起和中央政府的衰落。日本也是这样。中国也一样，地方改革动力还是十足的。只是有些模式成功了，有些模式不成功。
如果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政府向企业分权，那么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就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不向社会分权哪能改革得动？大部制改革目标是分权给社会，但是实际上却变成了部门的集中，大部制改革应该是放权给社会，让社会对政府的监管加强。
《参考消息》：有的人说没钱才会倒逼政府改革？
郑永年：政府有钱的情况下和没钱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不同的改革。没钱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是私有化，变卖国有资产等改革，但社会改革还是做不起来。社会改革需要钱，碰到财政危机进行改革跟社会改革是两码事。
中国没什么别的选择。要么是欧洲的道路，要么是亚洲四小龙的改革。欧洲的道路肯定要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的上升，这可能造成危险的局面。欧洲当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要么就是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民主化”了以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今天中国如果走向“民主化”，滑向欧洲道路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一旦过早“民主化”，加上民族主义，未来的道路不一定能够在掌控之中。
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
《参考消息》：过去大概十年的时间，经济危机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您觉得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吗？
郑永年：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是另外一个转型，出口型要转向内需型，这就需要建立消费社会。但是消费社会怎样建立呢？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社会改革上去了。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存款，因为“房奴”、“孩奴”，需要解决住房和教育、医疗等保障问题。中国经济能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依赖欧美肯定是错误的方向。中国的调整就需要建立消费型社会。说来说去，就是建立中产阶级。如果接下来几年能够把中产阶级做大，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也不需要“维稳”了。
《参考消息》：城市化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郑永年：现在对很多城市的官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土地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把人家的土地剥夺了，这个更惨。现在有些地方城市化已经过度了，需要的是巩固，要把人的城市化放在优先的位置。
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官员对于城市化没有正确地理解。他们以为城市化就是把城市做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农村人口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城市化要和农村的建设齐头并进，而并不是说要把农民的土地拿过来进行城市化。否则土地城市化了，人倒还没城市化。有些地方已经过度了，造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农村化。欧美也一样，城市化并不是说农村就不重要了。过不了多少年，中国人就会怀念起乡村生活。
《参考消息》：现在要壮大中产阶级，瓶颈在哪里？
郑永年：从历史上来看，中产的壮大不外乎通过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育、医疗这些保障要做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成长很快，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产说不定明天就可能变成贫穷阶层。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中产就是靠自己的存款，小孩上学了马上就变成了“孩奴”，买了房子就变成了“房奴”，一家人中有人得个重病，可以倾家荡产，因为没有保障。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把社会保障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责任，让人们的收入慢慢增加。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增加。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二元社会，要做到城乡统筹发展，慢慢城市化。实际上现在中国是三元社会，除了农村和城市，还有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好几亿。他们已经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但是却还游离在城乡之间。第一代还好说，第二代都生在城市，第三代出现了，怎么把他们容纳进入城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中产阶层不大的社会是一个蛮可怕的社会。未来三五年、十来年很关键。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可能做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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