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旭東訪談詹明信 2012年12月18日文匯報
詹明信是當今公認的英語世界處於引領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本月，年近八十的詹明信教授再次訪問中國，在北京大學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發表學術演講，並將做客《文匯報》社，與上海學者進行座談。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生長在新澤西州南部、與費城隔河相望的凱姆敦市郊，父親為醫生。1954年畢業于哈佛福特學院，獲學士學位；1956、1959年分別獲得耶魯大學碩士、博士學位，博士論文以薩特研究為題。1959-1967年執教于哈佛大學羅曼語文係，任助理教授；1967-1976年任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法語系與比較文學系副教授、教授；1976-1983年任耶魯大學法語系、比較文學系教授；1983-1985年任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校區意識史項目教授。1985年秋季學期擔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所和國際政治係訪問教授。1985-2003年任杜克大學文學項目威廉·萊恩講座教授、系主任。2003年至今任杜克大學批評理論研究所主任。
1954年，詹明信教授獲得伍德羅·威爾遜獎和Rotary基金會獎，在法國普羅旺斯大學學習；1956年獲富布賴特獎，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1969、1979年兩度獲古根海姆獎；1971年因“元批評”和“《貝姨》中的寓言現實主義”兩文獲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威廉·帕克獎。1984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90年因《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獲美國現代語言協會詹姆斯·洛威爾獎。2001年被授予芝加哥大學榮譽博士。2008年獲挪威議會頒發霍爾堡獎，2011年獲美國現代語言協會終生成就獎。
詹明信教授在其學術生涯中著述頗豐，迄今為止出版的專著和論文集包括：《薩特：風格的起源》（1961）、《馬克思主義與形式》（1971）、《語言的囚籠》（1972）、《侵略的童話：溫代姆·劉易斯，現代派法西斯》（1979）、《政治無意識》（1981）、《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1987）、《理論的意識形態：1971-1986論文選》（1988）、《晚期馬克思主義：阿多諾與辯證法的持久性》（1990）、《可見的簽名》（1990）、《地緣政治美學：世界系統裏的電影與空間》（1992）、《文化理論》（1994）、《時間的種子》（1994）、《文化轉向》（1998）、《布萊希特與方法》（1998）、《奇異的現代性》（2002）、《現代性的神話》（2004）、《未來的考古學》（2005）、《現代派文檔》（2007）、《傑姆遜談傑姆遜》（2007）、《理論的意識形態》（2008）、《辯證法的勇氣》（2009）、《黑格爾變奏》（2010）、《再現資本》（2011）等。詹明信教授的著作有中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加泰羅文、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譯本刊行於世。
詹明信是當今公認的英語世界處於引領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也是當代批評理論大師。他在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現代主義文學和思想研究、電影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哲學研究、後現代主義理論、科幻小說研究等領域成就卓著，影響廣泛。他堅持“總體論”的立場和方法，通過對各種文化媒質的分析，批判性、歷史性地研究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通過對種種異化、物化現象的分析，探討當代人類生活的矛盾衝突和內在的烏托邦嚮往。詹明信教授長期對中國社會文化發展抱有強烈興趣和熱情關注，多次訪問中國，同中國知識界保持密切接觸；他領導下的杜克大學文學項目，培養了多名如今活躍在國內外學界的中國學生和學者。他目前仍擔任華東師範大學名譽教授；紐約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批評理論中心”學術顧問。
2012年12月，年近八十的詹明信教授再次訪問中國，在北京大學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發表學術演講，並將做客《文匯報》社，與上海學者進行座談。在他訪華之際，《文匯報》委託詹明信教授的學生、美國紐約大學東亞係和比較文學系教授張旭東對其進行了學術訪談。
“現代”一詞成了影響力和霸權的工具
文匯報：從您27年前第一次訪問中國到今天，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界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如果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延續不斷的中心話題的話，首選一定是“現代性”。但這個概念又恰恰是最含糊不清的，常常包含自相矛盾的內容，它只是在概念上造成了一種虛假的統一性，只要追問下去就會發現種種問題。
比方說，大部分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談“現代”時仍舊假定我們談的是“現代化”，而這個概念內在的假定是中國以前是、如今仍是一個落後國家，“落後就要挨打”，所以現代化就是一個壓倒一切的歷史任務，所有其他的一切都為它服務，甚至“改革”、“開放”、“發展”、“穩定”、“科學”、“民主”都可以說是“現代化”概念的演繹、派生概念，只不過過去30年來，“現代化”的中心從物質生產層面逐步轉移到了社會系統、法律制度、文化、教育、觀念、甚至“生活品質”等領域，但總的指向仍然是克服落後。
比如現在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毛澤東解決了中國人挨打的問題；鄧小平解決了中國人挨餓的問題；現在的中國人需要解決的則是挨罵的問題。現在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之所以挨罵，主要還是因為中國在“普遍價值”方面還落後，還有待進一步的思想啟蒙和制度改革，所以追趕西方自由民主和成熟市場經濟體制的道路還很長。但越來越多的人對這種“現代化”論持懷疑態度。
也許可以說，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發展已經要求對“現代”這個概念做出新的歷史化的理解，但因為它自近代以來就是一個籠罩性概念，而且在經濟、技術、社會制度、道德心理結構、文化和藝術表現等領域都有極其豐富、極其多樣、極其複雜的展開，所以在一個理論高度上，反思“現代”對於許多中國學人來說又是一件很困難、甚至很痛苦的事情。對現代主義、現代性問題的思考貫穿于您所有的著作。能否就這個問題和中國讀者交流一下？
詹明信：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想首先指出，“現代/modern”這個詞可以追溯到西元7世紀，它開始具有可以說“現代”的形態，是從所謂“古今之爭”開始的。“古今之爭”，是將當時的文學和古代人的尤其是古希臘人的文學相比較，也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現代歷史性的濫觴。我認為，“現代”一詞有三種形態：現代主義，現代性，現代化。在最近這幾十年，其意義更加多變。而我仍然使用“現代主義”一詞來作為一個分期概念。我覺得我們的確可以辨識出一種現代主義藝術：它從19世紀中葉開始，由瓦格納、馬奈、福樓拜甚至波德萊爾等為代表，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種種重大的意識形態危機。在二戰後，我認為現代主義變得更具自反性。我願稱之為晚期現代主義。同時我認為到了1980年代，現代主義的各種預設已經被學院化，或者說被物化、常規化，這些預設也受到各種各樣的批判。一種不同的藝術實踐開始出現，那就是我稱之為後現代的實踐，或至少是我稱之為後現代性的時期。
文匯報：在工業化、交通通訊手段、國民教育、國家行政效能等方面，中國“現代化”的追趕已經完成了。但眼下“現代”的標準似乎由晚清以來中國人所謂的“器物”層面轉移到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等領域。這也造成了當今中國社會和思想領域的新的緊張。
詹明信：我注意到，近些年，也許是最近20年，或至少最近10年，“現代”一詞迎來了一次規模浩大的回潮。社會學家和哲學家談論說，我們需要完成現代性，或者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現代性。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在世界的不同地區，人們號召一種帶有明確的民族或文化特徵的現代性。所以，現代成了一種新的理想範式，而這在我看來是和舊的現代化觀念很不一樣的。
現代化曾是美蘇兩國外交政策所提供的承諾，它意指重工業。它們提供給第三世界和欠發達國家的援助，是針對新工業生產的，同時毫無疑問也附加了許多政治條件。今天的問題則是，重工業已經不再是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我們有了一種建立在資訊科技之上的新生產方式；在全世界，重工業都首先被外包，然後被新生產體系所替代。在我看來，如果說這一切在1980年代發生於美國，那麼顯然在今天，正發生於中國。所以，這個過程是經濟發展到了特定階段後的普遍進程。
因此，“現代”一詞成了過去時。而恰逢“現代”一詞什麼也提供不了的時候，今天西方的各種宣傳開始使用“現代”一詞。首先，今天已經不再有冷戰競爭。那麼當然，我們轉而提供民主，即所謂議會民主——雖然此時此刻，這個國家的第二號政黨（譯者按：指美國共和黨）正把剝奪各類美國公民的投票權作為其戰略。但不管怎樣，議會民主，當然還有自由市場，現在被又一次附加於現代性的口號之中。當我們向所謂追求現代性的各色國家提供幫助時——我說的其實就是投資——我們要求至少有一個議會民主的外表，有一個市場體制的實際運作。我認為，對這一切而言，“現代”並不是一個正確的用詞。
文匯報:您是說“現代”暗含著一種意識形態立場和價值判斷，是一種面對當今世界佔主導地位的西方資本主義體制自居“前現代”和“落後”的姿態？過去20多年裏，中國學界出現過幾次關於“現代性-後現代性”的討論，儘管中國後現代主義者一次又一次宣佈中國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社會，但“現代性”仍舊處在思想討論的中心，而“現代”的定義其實是在不斷變化之中的。
詹明信：所以，我認為“現代”一詞成為了虛偽的工具，成為了影響力和霸權的工具。所以在思想層面，使用這個詞是不妥的。至於後現代性，我認為在文化意義上，後現代是和資訊科技相關的，那是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存在的。在其他國家發展它和在西方發展它一樣容易。
我還想說，從西方設想何謂現代的最開始，它就意味著一個分為兩個等級的體系，在其中，非現代和前現代者是不算人類的；只有現代的、自省的人群才配得上成為現代人。這一斷裂，在知識上可以聯繫到笛卡兒、伽利略、路德，但它就出現在帝國主義本身的開端。所以，當人類學家說，“現代”這個口號不允許我們和所謂原住民族具有同時代性（coevalness），因而是一種霸權概念，是一種製造賤民的概念，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基本正確的。我不會像拉圖爾（Bruno Latour）那樣極端，但他的書名，《我們從未現代》，至少是一個邀請，讓我們思考用其他方式和用詞來處理同一問題。
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國家有很強的想像性特徵
文匯報:的確，在今天的中國，把“現代”作為一個判斷標準往往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是造成了更多的問題。許多中國社會內部具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不是被這個標簽彰顯出來，而是被它掩蓋在一種陳舊的等級秩序下面。
詹明信：同時，我認為“現代”這一口號，或“現代”一詞的回潮，掩蓋了這一新的歷史時期中具有原創性的一切，我稱這一切為“後現代”，或者也可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第三階段，在我看來，也可以說就是全球化，只要“全球化”一詞是在足夠複雜的、經濟的意義上被領會的。但如果你稱一切為現代，把所有的晚近歷史全部包括在內，並把我們的時代和從文藝復興以來的一切都聯繫到一起，那麼，你就抹去了我們自身社會所提出的那些非常具體的歷史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和以往社會的問題不同的。資訊社會是獨特的，我們的任務應該是對這些問題更加敏感自覺，而非試圖把一切混為一談，就仿佛現代性竟然成了世界上社會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案一樣。
文匯報：還有一種思想傾向，與這種主動在不平等秩序裏找自己“恰當的”位置的做法不同，它是想以宗教或文化來界定某種特殊性。後殖民主義理論曾提出“現代性的替換性方案”一說，但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不過是非西方國家民族精英利用宗教、文化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構成中劃分地域性勢力範圍。在這個問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知識分子和西方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的分歧還是很明顯的。您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再闡述一下自己的看法嗎？
詹明信：如果我們談論所謂替代現代性或多樣現代性，那我覺得，我們實際是在談論文化，而非科技和生產。坦率地說，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看，我很懷疑一個正在全世界變得標準化、普遍化的經濟基礎可以產生某種不同的現代文化，除非是某種紀念品和表像。在旅遊工業的世界中，我覺得每個國家都渴望生產一種自身的虛像，與其他國家相區別。
我相信，在經濟、社會和技術的現代性問題之外，的確有一種國家之間的鬥爭正在進行，但我不願用“民族身份”一詞，也不願用“民族性”一詞。今天，民族國家顯然沒有在全球化之下消逝，但它們現在以一種很強的想像性的特徵為形態。有民族想像界（imaginary），也有全球想像界，在全球想像界中，各種民族想像互相鬥爭，或互相結盟，或彼此共存，各種敘事都可以被想像。當我們談論文化現代性時，我認為我們其實是在談論這些共存或競爭的形式。在全球文化中，各民族努力生產自己的民族和地方文化產品，供應給全球市場，它們可以是文學，是藝術品，是新風格，是新的音樂類型，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全球競爭的組成部分，我稱之為集體想像的國際市場。在這一意義上，或許有所謂不同的國別現代性，但我認為，它們不過是各種集體意象的具體化或化身而已，而並非真正的民族認同。
文匯報：但這種想像界裏的構造本身不是來自活生生的歷史經驗嗎？這樣的構造一旦形成，它就變成了一種集體性的社會力量，儘管在理論分析上我們可以把它一層層解剖開來。
詹明信：我相信有獨特的民族處境或局勢，每個民族境遇都有自身的歷史、自身的矛盾、自身的困境，我們應該對它們進行回應，不僅在文化意義上，也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但它們不算是民族認同。我感覺，如果我們召回“民族認同”這一概念，我們就又落入了一种老派的人類學。畢竟，理論本身，而且早在存在主義和拉康那裏，已經處理掉了個人認同。個人認同不是出路，而是問題。所以我也認為，在國別和文化的領域，我們也許應該做同樣的努力，讓我們擺脫掉那些已然無用的概念工具。
文匯報：前資本主義傳統，包括殘留的生產方式和倫理結構，在今天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時代還有任何意義嗎？或者說，它能夠成為今天批判性思維的一種文化資源嗎？
詹明信：你在給我的問題清單裏提到了布萊希特對農民文化的所謂鄉愁。是的，一切前資本主義文化都有獨特的生活模式可以提供給我們，而農民文化還在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存在著。農民文化很值得考察，它有其自身的力度。舉例來說，在法國和日本，一種可以辨識的民族文化是和傳統農民生活的保留有關的。當農民生活本身減少到了國民生產的一個很小比例的時候，像在別的西方國家那樣大概只有7%左右的時候，民族傳統也就會丟失、減弱、消亡。法國和日本都有非常嚴厲和有效的保護機制，通過補貼等方式保護本國農民，而這就在一定程度解釋了，為何在這兩個國家還存活著顯著的民族文化，而在其他相鄰國家如英國、德國，卻不是這樣的。 (Calvin Hui錄音；王欽整理並翻譯)
